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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我们的底线!未成年人性侵事件频发,法律人坚决发声普法

2019-07-05

      7月3日,有媒体报道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因猥亵9岁女童,于本月1日在沪被采取强制措施。事情一经曝光,便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并引发热议。昨日下午,上海公安方面回应称,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涉嫌猥亵女童属实。


新城控股董事长性侵案,究竟是“猥亵”还是“强奸”?为何性侵事件频发?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引起全社会关注。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42万人,起诉6.76万人。严厉打击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和加强未成年人性教育迫在眉睫。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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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猥亵”or“强奸”

我国法律对于针对少年儿童的性侵害犯罪,一贯采取最严厉的打击措施。


从警方通报的案情看,王某涉嫌的罪名是猥亵儿童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猥亵儿童是指以追求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式对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一般包括抠摸、舌舔、吮吸、亲吻、手淫、鸡奸等行为方式。犯猥亵儿童罪的,会依法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从重处罚。


然而很多人认为,既然女童有阴道撕裂伤,为什么不认定强奸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强奸罪,是指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如王某的行为被认定为强奸罪,可能处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了王某最重刑罚的上限。


    律师认为,两个罪名虽然都是性侵害类犯罪,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否具有性交的故意和性交的行为是关键。从正常的逻辑,将一名女孩带到宾馆的房间,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性侵。但是从正常的思维去推理,你永远也无法推导出一名变态的主观心态。而客观方面,也就是王某对女童侵害的行为方式,是认定案件的性质的关键,包括嫌疑人是否暴露生殖器,有无生殖器的接触,女童阴道伤是如何造成的等等。


    律师表示,公安机关立案时所确定的罪名,一般会根据报案一方的陈述,初步判断案件性质。那么,侵犯女童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被侵害的又是年仅九岁的小孩,侦查过程中会不会犯罪嫌疑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仅听信他的辩解就会武断地认为不是强奸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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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对于事件经过的描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在自己知识和语言范畴内对事情的描述,证据效力比较高,如果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之间存在差别,一般会以未成年被害人证言为基础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行详细的甄别。


他强调,本案最终的定性,需要根据诉讼程序的推进和证据的完善,到审判程序最终确定,若王某在实施行为过程中用生殖器接触,或者阴道受伤是由生殖器接触所致,那么案件将会改变定性,并且将认定为强奸既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猥亵儿童罪与强奸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由于儿童特殊的生理结构,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只要行为人和女童有过性器官的接触就可以成立强奸,且是强奸既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简称《强奸案件解答》)也明确指出:只要双方生殖器接触,即应视为奸淫既遂。虽然《强奸案件解答》在2013年被废止,但对于强奸幼女应当采取性器接触说的理论不应有丝毫松动。


遗憾的是,在涉及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由于案件的隐蔽性,有时性器接触的证据难以轻易获取。罗翔教授认为,如果在猥亵儿童案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与女童有过性器官的接触,那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如果有强奸罪的五种加重情节(1.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2.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3.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4.二人以上轮奸的;5.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就可适用最高达死刑的加重情节。


公开性侵罪犯信息引争议


从全球来看,在性侵害犯罪上,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相关的公开制度。如美国有梅根法案、杰西卡法案,英国有莎拉法案,韩国设置了“性犯罪公布栏”……可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至今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仍然没有相关规定。


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为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对“老赖”都能下此重手,可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何以如此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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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2017年底,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集中宣判4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刑事判决生效后,将通过司法机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开这4名犯罪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龄、性别、案由等,并对他们设置行业禁入。


根据淮阴区委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等9家单位发布的《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规定,除作案时不满18周岁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等情形,所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自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都将被公开个人信息。


当时,法院的这一举措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热议。有人为此叫好,认为可以起到威慑作用,更好地预防犯罪;也有人担忧犯罪人员在服刑期满后难以顺利回归社会,可能激起其报复心理。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陶阳认为,当前犯罪人员个人信息公开比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力度更大,接触到这部分信息的人更多。单独把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进行公开,对个人声誉和隐私有一定影响,不利于犯罪人员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毕玉谦看来,公开犯罪人员个人信息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考虑到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如果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种做法并无不可。


律师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应法律法规公布性犯罪分子的个人信息和受刑罚记录,也没有设置行业门槛,比如杜绝让他们从事与青少年有关的教师、运动教练、保育员等职业,避免他们与孩子接触。鉴于此,呼吁立法部门能够出台一部中国版的《梅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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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个名叫梅根的7岁美国小女孩被住在她家附近的邻居一个绑架和奸杀,案发后大家才发现这个叫杰西的邻居是一个性惯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两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梅根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供读取,而且此等罪犯被释放后备案存档。事隔10年左右,这部法案又有了进步,大约有35个州已经通过互联网张贴了性侵犯者的照片,以便保护周边邻居。


我国司法机关很注重保障犯罪分子的人权和隐私,服刑人员在受到应有的惩罚后理应有机会获得重生。张玉霞律师认为性侵犯罪分子作为一个特例,不同于其他刑满释放人员,应当采取特殊对待方式。比方说,通过社会安置帮教协会适当延长帮教期限,并提供特殊心理帮教;同时,通过社区矫正中心采取配戴电子镣铐等方式,进行隐性追踪监控,并在社区内予以告知。


未成年人性教育迫在眉睫


近年来,包括猥亵儿童在内的性侵、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活动猖獗,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分别是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骆某猥亵儿童案以及于某虐待案,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旨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指导性案例明确,实施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猥亵行为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可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并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幼儿园儿童和中小学学生的制度机制。


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给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不但导致未成年人的身体受到伤害,侵害行为对心理造成的伤害可能危及终身。刑法在严厉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的同时,全社会也应当认识到,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性教育方面仍有极大的欠缺。

孩子的性教育应当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以期达到良好的效果。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每天与孩子朝夕相处,是孩子最亲近、信任的人,应当及早、认真地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特别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一般更为密切,应当更多的承担起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任务。

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某涉嫌猥亵儿童一事,再次引发公众对性侵儿童犯罪打击和儿童权益保障的关注与重视。而围观者的愤怒是一时的,当事人的阴影是一生的。我们能为这些孩子做的是让受伤的孩子看到法律的正义和人性的阳光,教会下一个孩子免遭魔手。